宋代鄂州城市布局初探（2/2）
火灾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版。
]人口众多，建筑密集，以至空地难寻，近城之处甚至找不到安葬死者的地方。
《夷坚志》乙集卷九“鄂州遗骸”
条称：“鄂州地狭而人众，故少葬埋之所，近城隙地，积骸重叠，多舆棺置其上，负土他处以掩之。
贫无力者，或稍经时月，濒于暴露，过者悯恻焉。
乾道八年，有以其事言于诸司，于是相率捐库钱付胜缘寺僧，治具焚瘗。
先揭榜衢路，许血肉自陈，为启圹甃甓，举而藏之，具书姓字于外。
如无主名者，则为归依佛宝，一切火化，投余骨于江。
其数不可胜计。”
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，民居与街市不断地向城外扩展。
城南望泽门外的“长街”，成为一个重要的居民区。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?景物》：“南湖，在望泽门外，周二十里，…外与江通。长堤为限，长街贯其中，四旁居民蚁附。”
长堤与长街相伴，或者长堤即是长街，这种情形，在沿江城市并不罕见。
鄂州城面临大江，经常受到江水泛滥的威胁，修筑江堤是最主要的防灾措施。
北宋后期，在鄂州城西的平湖门外，修筑了一道拦江长堤，明清以后的多种志书中，屡次提到过这道江堤。
《嘉靖湖广图经志书》卷二《武昌府?
山川?
江夏》“长堤”
条：“在平湖门内。
《旧志》云，政和年间，江水泛溢，漂损城垣，知州陈邦光、县令李基筑堤以障水患，至今赖之。”
[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卷七三《水利?
武昌府?
江夏县》，雍正《湖广通志》卷二○《水利志?
武昌府?
江夏县》“花堤”
条，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七六《湖广二?
武昌府?
江夏县》，《古今图书集成?
方舆汇编?
职方典》卷一一一八《武昌府部?
关梁考》“花堤”
条，民国《湖北通志》卷三九《建置志十五?
堤防一》“各县古堤”
，《续行水金鉴》卷一五三《江水?
章牍二》，《续行水金鉴》卷一五五《江水?
工程一》等，有关文字略同。
]长堤又名“花堤”
，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尚有花堤街，位于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南，上起紫阳路，下至彭刘杨路，街名即因地当花堤故址而得。
花堤街可以说是今天的武昌现存的最古老街道之一，至今仍是店铺与民居密集的街道。
南宋时，在鄂州城西南，长堤之外加筑了一道外堤，名曰“万金堤”
。
[关于该堤的修筑时间有两种不同说法，一说在高宗绍兴（公元1131～1161年）间，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七六《湖广二?
武昌府?
江夏县》“鹦鹉洲”
条，引《旧志》云：“城西南平湖门内有长堤，外有万金堤，宋政和、绍兴间所筑也，至今赖之。”
贺次君、施和金点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05年版。
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卷七三《水利?
江夏县》称：“堤三：……万金，在县西南长堤之，宋绍兴中大军筑之，建压江亭。”
清道光十一年敷文阁聚珍版重刊本。
一说认为是光宗绍熙年间（公元1190～1194年）的事，如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?
景物》“万金堤”
条称：“在城西南隅，长堤之外，绍熙间役大军筑之，仍建压江亭其上。”
《大明一统志》卷五九《武昌府?
山川》“万金堤”
条亦采此说。
绍兴与绍熙相隔数十年，二说哪一种较为正确？
从《舆地纪胜》和《大明一统志》记载宋朝史实比《读史方舆纪要》、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诸书较为原始，也往往较为准确来看，似应以绍熙说为是。
]该堤在明代仍继续发挥作用，《方舆纪要》卷七六《湖广二?
武昌府?
江夏县》“鹦鹉洲”
条称：“城西南平湖门内有长堤，外有万金堤，……至今赖之。”
沿江沿湖的堤防，交通方便、地势高爽，随着堤防的增高、加宽以及质量的提高，堤防不仅成为交通要道，甚至是民居所在，沿线聚居了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。淳熙十二年（公元1185年）十月，鄂州城火灾，加上“江风暴作”，结果是“燔民居万余家”，那些“结庐于堤、泊舰于岸者，焚溺无遗。”[《文献通考》卷二九八《物异考四?火灾》。]
“泊舰于岸”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流动型民居，居民多以水产捕捞为业，以舟船为居所，常年漂泊在江河湖面。鄂州沿江这样的民居不在少数，汉阳知军黄榦就说过，“军城内外户口不下三千人家，又有船居四百只”。[《勉斋集》卷三○《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籴米事》。]
鄂州城外江面宽阔，港口繁忙，既供商船来往停泊，也供战船出江演练。陆游初至鄂州时，泊舟于江边税务亭，只见“贾船客舫，不可胜计，御尾不绝者数里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。”[《入蜀记》第五，《渭南文集》卷四七，第2441页。]数日后，他在江边“观大军敎习水战，大舰七百艘，皆长二三十丈，上设城壁楼橹，旗帜精明，金鼓鞺鞳，破巨浪，往来捷如飞翔，观者数万人，实天下之壮观也。”[《入蜀记》卷三，？？页。]
城南三里有南浦，“其源出京首山，西入江，春冬涸歇，秋夏泛涨，商旅往来，皆于浦停泊，以其在郭之南，故曰南浦”，[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一二《江南西道十?鄂州》“南浦”条。]南宋时“谓之新开港”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?景物》。]
在城西、城南方向与外界交通频繁的地方，有迎来送往的馆舍。城西竹簰门外临江处有弥节亭，“又有皇华馆，在州治东南”，“又南津馆，在望泽门外；迎仙馆，在城南”；“匹练亭，在城东南五里何家洲”，“以上皆舍也”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?景物》。]
五、南草市的繁荣
宋代鄂州城的布局上最值得注意的变化，是商业区与相应的居民区发生了空间转移，从城区以内转移到城外的南草市。
南草市在城南望泽门外，经广平桥与望泽门相连，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?景物》“广平桥”条。]地当今武汉市武昌区西南鲇鱼套一带，东南通汤孙湖、清宁湖、纸房湖，水盛时，由三眼桥、孟家河、东湖坝通梁子湖，达樊口，水上交通十分方便。
最能说明南宋前期南草市之繁荣的典型资料有二种，一是陆游的《入蜀记》，二是范成大的《吴船录》，孝宗时陆、范二人先后经过鄂州时分别在城中停留一周左右，对南草市的繁荣有生动的描述。
《入蜀记》卷四：鄂州“市邑雄富，列肆繁错，城外南市亦数里，虽钱塘、建康不能过，隐然一大都会也。”
《吴船录》卷下：“至鄂渚，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。
南市在城外，沿江数万家，廛閈甚盛，列肆如栉，酒垆楼栏尤壮丽，外郡未见其比。
盖川、广、荆、襄、淮、浙贸迁之会，货物之至者，无不售，且不问多少，一日可尽。
其盛壮如此。”
同书同卷：“集南楼，……下临南市，邑屋鳞差”
。
《夷坚志》的记载也值得注意。
《志补》卷二五“李二婆”
条称：淳熙十二年（公元1185年），“市中大火，自北而南凡五里，延烧屋庐数千间，虽楼居土库亦不免”
。
根据以上文字及前述有关记载，可以对南宋前、中期的鄂州南草市作如下的复原：
（1）南草市位于鄂州城南门外的鹦鹉洲前，上方是南楼，市街沿长堤向西偏南伸展，延袤达数里之长，南北向的跨度至少五里以上。（2）南草市是重要的商贸港口，河运发达，商舶云集。（3）南市民居稠密，人口密度很大，居民以经商贸易者为主。（4）南草市与鄂州城合起来构成一个大规模的城市，成为长江流域广大地区的交通与商业中心。
南市商业兴盛，人口密集，又因中转商贸繁荣，露天堆积大量竹木类货物，易发火灾。
淳熙四年（公元1177年）“十一月辛酉，鄂州南市火，暴风通夕，燔民舍千余家”
；嘉泰四年（公元1204年）“八月壬辰，鄂州外南市火，燔五百余家。”
[《文献通考》卷二九八《物异考四?
火灾》。
]在另一场大火中，南市“焚万室，客舟皆烬，溺死千计”
。
[周必大：《周益国文忠公集》卷六三《中大夫秘阁修撰赐紫金鱼袋赵君善俊神道碑》，道光二十八年瀛塘别墅欧阳棨刊本。
]南市聚居人口之多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而且，接连几场大火引起了官府的警惕，知鄂州赵善俊“驰往视事，辟官舍，出仓粟，以待无所于归之人，弛竹木税，开古沟，创火巷，以绝后患。”
[《周益国文忠公集》卷六三《中大夫秘阁修撰赐紫金鱼袋赵君善俊神道碑》。
《宋史》卷二四七《赵善俊传》略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校点本1985年版。
]这里的火巷由此开通并得名。
商业之外，其它各行各业、娱乐消遣以及城市病态行业也都兴盛。
屠者朱四、鄂渚王媪等都在南草市经商营业，其中王氏是“三世以卖饭为业”
。
[《夷坚志》甲集卷八，？？
页。
]鄂州都统司医官滑世昌，大约是因为医术较高，又敢于收受，因而“居于南草市，家赀积万。”
[雍正《湖广通志》卷一二○《杂纪》。
]南草市建有楚楼等休闲观光的场所。
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?
景物》“楚楼”
条。
]不仅“酒垆楼栏尤壮丽”
，[范成大：《吴船录》卷下，《范成大笔记六种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校点本2002年版，第226页。
]娼妓空间也与集市为伍，占有一定的位置和份量。
刘过诗称：“黄鹤山前雨乍过，城南草市乐如何。
千金估客倡楼醉，一笛牧童牛背歌。”
[刘过撰，杨明点校：《龙洲集》卷四《七言律?
喜雨呈吴按察》之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78年版，第27页。
]甚至有“赃败失官人王训”
，“居于鄂州南草市，卖私酒起家，妻女婢妾皆娼妓，……鄂州人呼训家为淫窟，又呼为关节塌坊。”
[徐梦莘：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二三六《炎兴下帙》一百三十六，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236页。
]
总地来看，与中国其它城市一样，宋代鄂州城的平面布局蕴涵着自然、社会与人文等多重意义，它的形成与演变，受地理环境、政治制度、文化观念、经济发展、时局变化等因素的影响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。
其中，江汉交汇、倚山面江的独特地貌是鄂州城市布局的环境基础；以行政权力为中心，突出官衙的地位，重视秩序、形胜、阴阳等复杂的制度、思想与理念，对城市布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；两宋的政治、军事局势和经济的发展，则为鄂州城市的布局打下了深刻的烙印。
原载韩国《中国史研究》第40辑，2006年2月
]人口众多，建筑密集，以至空地难寻，近城之处甚至找不到安葬死者的地方。
《夷坚志》乙集卷九“鄂州遗骸”
条称：“鄂州地狭而人众，故少葬埋之所，近城隙地，积骸重叠，多舆棺置其上，负土他处以掩之。
贫无力者，或稍经时月，濒于暴露，过者悯恻焉。
乾道八年，有以其事言于诸司，于是相率捐库钱付胜缘寺僧，治具焚瘗。
先揭榜衢路，许血肉自陈，为启圹甃甓，举而藏之，具书姓字于外。
如无主名者，则为归依佛宝，一切火化，投余骨于江。
其数不可胜计。”
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，民居与街市不断地向城外扩展。
城南望泽门外的“长街”，成为一个重要的居民区。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?景物》：“南湖，在望泽门外，周二十里，…外与江通。长堤为限，长街贯其中，四旁居民蚁附。”
长堤与长街相伴，或者长堤即是长街，这种情形，在沿江城市并不罕见。
鄂州城面临大江，经常受到江水泛滥的威胁，修筑江堤是最主要的防灾措施。
北宋后期，在鄂州城西的平湖门外，修筑了一道拦江长堤，明清以后的多种志书中，屡次提到过这道江堤。
《嘉靖湖广图经志书》卷二《武昌府?
山川?
江夏》“长堤”
条：“在平湖门内。
《旧志》云，政和年间，江水泛溢，漂损城垣，知州陈邦光、县令李基筑堤以障水患，至今赖之。”
[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卷七三《水利?
武昌府?
江夏县》，雍正《湖广通志》卷二○《水利志?
武昌府?
江夏县》“花堤”
条，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七六《湖广二?
武昌府?
江夏县》，《古今图书集成?
方舆汇编?
职方典》卷一一一八《武昌府部?
关梁考》“花堤”
条，民国《湖北通志》卷三九《建置志十五?
堤防一》“各县古堤”
，《续行水金鉴》卷一五三《江水?
章牍二》，《续行水金鉴》卷一五五《江水?
工程一》等，有关文字略同。
]长堤又名“花堤”
，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尚有花堤街，位于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南，上起紫阳路，下至彭刘杨路，街名即因地当花堤故址而得。
花堤街可以说是今天的武昌现存的最古老街道之一，至今仍是店铺与民居密集的街道。
南宋时，在鄂州城西南，长堤之外加筑了一道外堤，名曰“万金堤”
。
[关于该堤的修筑时间有两种不同说法，一说在高宗绍兴（公元1131～1161年）间，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七六《湖广二?
武昌府?
江夏县》“鹦鹉洲”
条，引《旧志》云：“城西南平湖门内有长堤，外有万金堤，宋政和、绍兴间所筑也，至今赖之。”
贺次君、施和金点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05年版。
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卷七三《水利?
江夏县》称：“堤三：……万金，在县西南长堤之，宋绍兴中大军筑之，建压江亭。”
清道光十一年敷文阁聚珍版重刊本。
一说认为是光宗绍熙年间（公元1190～1194年）的事，如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?
景物》“万金堤”
条称：“在城西南隅，长堤之外，绍熙间役大军筑之，仍建压江亭其上。”
《大明一统志》卷五九《武昌府?
山川》“万金堤”
条亦采此说。
绍兴与绍熙相隔数十年，二说哪一种较为正确？
从《舆地纪胜》和《大明一统志》记载宋朝史实比《读史方舆纪要》、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诸书较为原始，也往往较为准确来看，似应以绍熙说为是。
]该堤在明代仍继续发挥作用，《方舆纪要》卷七六《湖广二?
武昌府?
江夏县》“鹦鹉洲”
条称：“城西南平湖门内有长堤，外有万金堤，……至今赖之。”
沿江沿湖的堤防，交通方便、地势高爽，随着堤防的增高、加宽以及质量的提高，堤防不仅成为交通要道，甚至是民居所在，沿线聚居了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。淳熙十二年（公元1185年）十月，鄂州城火灾，加上“江风暴作”，结果是“燔民居万余家”，那些“结庐于堤、泊舰于岸者，焚溺无遗。”[《文献通考》卷二九八《物异考四?火灾》。]
“泊舰于岸”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流动型民居，居民多以水产捕捞为业，以舟船为居所，常年漂泊在江河湖面。鄂州沿江这样的民居不在少数，汉阳知军黄榦就说过，“军城内外户口不下三千人家，又有船居四百只”。[《勉斋集》卷三○《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籴米事》。]
鄂州城外江面宽阔，港口繁忙，既供商船来往停泊，也供战船出江演练。陆游初至鄂州时，泊舟于江边税务亭，只见“贾船客舫，不可胜计，御尾不绝者数里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。”[《入蜀记》第五，《渭南文集》卷四七，第2441页。]数日后，他在江边“观大军敎习水战，大舰七百艘，皆长二三十丈，上设城壁楼橹，旗帜精明，金鼓鞺鞳，破巨浪，往来捷如飞翔，观者数万人，实天下之壮观也。”[《入蜀记》卷三，？？页。]
城南三里有南浦，“其源出京首山，西入江，春冬涸歇，秋夏泛涨，商旅往来，皆于浦停泊，以其在郭之南，故曰南浦”，[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一二《江南西道十?鄂州》“南浦”条。]南宋时“谓之新开港”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?景物》。]
在城西、城南方向与外界交通频繁的地方，有迎来送往的馆舍。城西竹簰门外临江处有弥节亭，“又有皇华馆，在州治东南”，“又南津馆，在望泽门外；迎仙馆，在城南”；“匹练亭，在城东南五里何家洲”，“以上皆舍也”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?景物》。]
五、南草市的繁荣
宋代鄂州城的布局上最值得注意的变化，是商业区与相应的居民区发生了空间转移，从城区以内转移到城外的南草市。
南草市在城南望泽门外，经广平桥与望泽门相连，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?景物》“广平桥”条。]地当今武汉市武昌区西南鲇鱼套一带，东南通汤孙湖、清宁湖、纸房湖，水盛时，由三眼桥、孟家河、东湖坝通梁子湖，达樊口，水上交通十分方便。
最能说明南宋前期南草市之繁荣的典型资料有二种，一是陆游的《入蜀记》，二是范成大的《吴船录》，孝宗时陆、范二人先后经过鄂州时分别在城中停留一周左右，对南草市的繁荣有生动的描述。
《入蜀记》卷四：鄂州“市邑雄富，列肆繁错，城外南市亦数里，虽钱塘、建康不能过，隐然一大都会也。”
《吴船录》卷下：“至鄂渚，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。
南市在城外，沿江数万家，廛閈甚盛，列肆如栉，酒垆楼栏尤壮丽，外郡未见其比。
盖川、广、荆、襄、淮、浙贸迁之会，货物之至者，无不售，且不问多少，一日可尽。
其盛壮如此。”
同书同卷：“集南楼，……下临南市，邑屋鳞差”
。
《夷坚志》的记载也值得注意。
《志补》卷二五“李二婆”
条称：淳熙十二年（公元1185年），“市中大火，自北而南凡五里，延烧屋庐数千间，虽楼居土库亦不免”
。
根据以上文字及前述有关记载，可以对南宋前、中期的鄂州南草市作如下的复原：
（1）南草市位于鄂州城南门外的鹦鹉洲前，上方是南楼，市街沿长堤向西偏南伸展，延袤达数里之长，南北向的跨度至少五里以上。（2）南草市是重要的商贸港口，河运发达，商舶云集。（3）南市民居稠密，人口密度很大，居民以经商贸易者为主。（4）南草市与鄂州城合起来构成一个大规模的城市，成为长江流域广大地区的交通与商业中心。
南市商业兴盛，人口密集，又因中转商贸繁荣，露天堆积大量竹木类货物，易发火灾。
淳熙四年（公元1177年）“十一月辛酉，鄂州南市火，暴风通夕，燔民舍千余家”
；嘉泰四年（公元1204年）“八月壬辰，鄂州外南市火，燔五百余家。”
[《文献通考》卷二九八《物异考四?
火灾》。
]在另一场大火中，南市“焚万室，客舟皆烬，溺死千计”
。
[周必大：《周益国文忠公集》卷六三《中大夫秘阁修撰赐紫金鱼袋赵君善俊神道碑》，道光二十八年瀛塘别墅欧阳棨刊本。
]南市聚居人口之多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而且，接连几场大火引起了官府的警惕，知鄂州赵善俊“驰往视事，辟官舍，出仓粟，以待无所于归之人，弛竹木税，开古沟，创火巷，以绝后患。”
[《周益国文忠公集》卷六三《中大夫秘阁修撰赐紫金鱼袋赵君善俊神道碑》。
《宋史》卷二四七《赵善俊传》略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校点本1985年版。
]这里的火巷由此开通并得名。
商业之外，其它各行各业、娱乐消遣以及城市病态行业也都兴盛。
屠者朱四、鄂渚王媪等都在南草市经商营业，其中王氏是“三世以卖饭为业”
。
[《夷坚志》甲集卷八，？？
页。
]鄂州都统司医官滑世昌，大约是因为医术较高，又敢于收受，因而“居于南草市，家赀积万。”
[雍正《湖广通志》卷一二○《杂纪》。
]南草市建有楚楼等休闲观光的场所。
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?
景物》“楚楼”
条。
]不仅“酒垆楼栏尤壮丽”
，[范成大：《吴船录》卷下，《范成大笔记六种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校点本2002年版，第226页。
]娼妓空间也与集市为伍，占有一定的位置和份量。
刘过诗称：“黄鹤山前雨乍过，城南草市乐如何。
千金估客倡楼醉，一笛牧童牛背歌。”
[刘过撰，杨明点校：《龙洲集》卷四《七言律?
喜雨呈吴按察》之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78年版，第27页。
]甚至有“赃败失官人王训”
，“居于鄂州南草市，卖私酒起家，妻女婢妾皆娼妓，……鄂州人呼训家为淫窟，又呼为关节塌坊。”
[徐梦莘：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二三六《炎兴下帙》一百三十六，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236页。
]
总地来看，与中国其它城市一样，宋代鄂州城的平面布局蕴涵着自然、社会与人文等多重意义，它的形成与演变，受地理环境、政治制度、文化观念、经济发展、时局变化等因素的影响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。
其中，江汉交汇、倚山面江的独特地貌是鄂州城市布局的环境基础；以行政权力为中心，突出官衙的地位，重视秩序、形胜、阴阳等复杂的制度、思想与理念，对城市布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；两宋的政治、军事局势和经济的发展，则为鄂州城市的布局打下了深刻的烙印。
原载韩国《中国史研究》第40辑，2006年2月